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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3章 诗案背后的角逐(1 / 2)

在宋朝的皇宫深处,皇帝们终日惶恐不安,害怕自家将领效仿开国先祖赵匡胤的陈桥兵变,篡夺皇位。于是,他们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削弱武将权力的策略,如兵将分离、频繁调动军队,这虽有效防止了内部兵变,却导致兵力分散、训练不足,军费开支却日益膨胀。与此同时,朝廷又构建了一座庞大而复杂的文官体系,官多不办事的现象蔚然成风。加上皇帝们的奢靡风气,沉迷于吉祥征兆、封禅大典,大肆修建豪华宫殿,却未能刺激民间消费增长,反而催生了冗官、冗兵、冗费这三大顽疾,使帝国经济日渐衰败。

年轻有为的宋神宗决定力挽狂澜,启动了王安石主持的激进变法运动。变法的核心在于三个方面:一是推行富国政策,通过国家深度介入经济活动,以实现财政增收;二是实施强兵计划,重整军队结构,提升军事实力;三是改革科举制度和太学管理,选拔更具才干的官员进入官僚阶层。

理想丰满,现实骨感。变法虽好,但执行层面却如蛀虫蚀木,良策变成了劣政。各级官吏阳奉阴违,层层加码盘剥,变法初衷扭曲变形。

最终,国库虽然充盈起来,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日益艰辛。一些有识之士痛斥变法带来的种种弊端,而另一些从中受益者则竭力维护变法成果。随着皇位传承的变化,政策立场也摇摆不定,朝廷内部由此分化为新党和旧党两大阵营。原本围绕变法展开的政治斗争,逐渐演变为一场暴露人性贪婪与伪善的深层次较量,使得朝廷内外的争论焦点偏离了变法初衷,向着更深的道德泥潭滑落而去。

北宋年间,一场新旧党派之争犹如暗流涌动,其中几桩着名的诗案,恰恰是这场政治博弈的产物。首当其冲的,便是震动朝野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
苏轼,作为旧党的代表性人物,在变法浪潮席卷而来之时,自然而然成为新党眼中钉,仕途步步坎坷,官职一路下滑,流放的脚步渐行渐远。这一次,他接到调任湖州的任命,按惯例需写下一篇恭顺感激的奏疏,就像被迫向无情的权力低头,哪怕遭受打击也要表露忠诚。

苏东坡素来以直言不讳闻名,他在奏疏的结尾处添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语:

“皇上深知我愚钝不合时宜,难以追随新贵的步伐;也体察我老迈不生事端,或许能够妥善治理一方百姓。”

这短短一行字,却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危机。

所谓的“小辫子”,正是四个字——“新进”和“生事”。新党鹰犬们立即嗅出了其中的刺鼻气息:“新进”二字在他们看来,无疑是对新党势力的嘲讽和蔑视;而“生事”一词,则被视为苏轼对新党执政理念与措施的辛辣讽刺,暗指他们在政务上的胡乱折腾。

就在那一刻,苏轼的人生陡然跌入谷底,锒铛入狱,家中搜出的诸多诗词作品,无一不成为指向他“罪状”的铁证。要知道,苏东坡可是当时诗坛的一颗璀璨巨星,其作品流传之广,几乎是无人不晓,无人不爱。如今这些诗歌竟成为一张张致命的罪状,铺天盖地地砸向他。

不仅如此,苏轼与众多朝廷官员、江湖文人有着密切的诗词唱和和书信交往,这一波审查下来,牵连甚广,以至于整个大宋的文化圈都仿佛被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漩涡,几乎就要因为苏轼一人而动荡不安。这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。

案情发酵到连神宗皇帝也无法坐视不理的地步,原因并非皇帝心疼苏轼所受的苦难,而是由于牵连人数众多,朝廷官员被一一调查,导致朝堂之上一时竟出现空缺,几乎无人正常办公!

为尽快平息风波,案件不得不草草结案。苏轼在历经长达半年的无妄之灾后,终于得以离开囹圄,却被贬谪至黄州担任团练副使。受此案牵连的官员等级跨度极大,上至皇家驸马,下至文坛巨擘司马光、才子秦观以及其弟苏辙等,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。

苏轼并未因此消沉,反倒是怀着一颗旷达之心抵达黄州。在那里,他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永载史册的雅号——东坡居士,更是在平凡生活中创造出了人间美味——东坡肉,这两件事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,传为美谈。

十年光阴流转,历史仿佛一位善变的魔术师,在不经意间揭开了一场惊天逆转的帷幕。这一回,昔日的新党势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清算,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蛰伏已久的旧党力量,他们伺机而动,誓要颠覆乾坤。

曾几何时,英明激进的宋神宗力推新政,然而天不假年,其宏图壮志未竟便驾鹤西去,留下了年仅十龄的哲宗幼主临朝。稚子难当国,朝廷大权悄然落入睿智而威严的高太皇太后手中,这位垂帘听政的老太太一出手便翻云覆雨,果断召回了旧党的灵魂人物司马光。

随着旧党重返权力中心,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清算行动拉开序幕,首当其冲的便是新党内的铁腕人物蔡确。此人虽位列王安石之后,位居新党第二把交椅,却因其精于权谋、投机钻营、踩踏同僚、乃至构陷忠良而声名狼藉,连王安石本人亦对其有所微词。